7月25日，代表卢森堡参赛的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最后一场比赛，是对战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，两人足足相差41岁。年长的那一方并不在意年龄的落差，她事后回顾，自己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比赛。休息时，她走到赛场边上，向丈夫Tommy Danielsson要了一瓶可乐。

一位58岁的运动员出现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赛场上，这足以让人感到惊奇。她的年龄，身份，包括喝可乐的细节，都被网友们广泛地讨论着。

两年前，她以56岁的高龄在欧洲运动会获得女单铜牌，并以24号种子的身份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。今年，她58岁了，是奥运会乒乓球历史上年纪最大的选手。

或许只有更为资深的爱好者们知道，她出生在上海，从小打球，曾经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，在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，和郭跃华一同拿下了混双比赛的世界冠军。1986年，倪夏莲离开国家队，5年后在卢森堡定居，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她代表乒乓球并不强势的卢森堡前后参加了五届奥运会，和数不清的世界级比赛。

那场比赛，倪夏莲以3比4的成绩惜败申裕斌，从东京回到了卢森堡。我们通过视频通话见面。她如今生活在卢森堡中部城市埃特尔布吕克（Ettelbruck），这是一个不足一万人口的小城，三条河流在此交汇。电话接通时，这座以玫瑰花圃闻名的小城正值清晨，她出现在画面中央，露出两排牙齿，用力朝我挥手。

我们的对话显得过于欢乐了，问答间充斥着她此起彼伏的笑声。过程中，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给她寄来了一束鲜花，她马上拍给我看，「好大的花喔，你看见了吗？旁边那束都是小弟弟了，它是特大号，真好玩，拍给你看看。」接着，她又「咯咯」地笑起来。

只有一段时间，她的情绪低沉了下去，倪夏莲提起自己离开国家队的经过，对中国以及乒乓球的不舍。她讲述了一个热爱乒乓球、对赢有过执念的人，在经历了荣耀与阴影之后，如何与自我和解。那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叙事了。

对于如今的倪夏莲而言，乒乓球不是生活的首要选项，她更在意的，是自己的身体、精心打理的花园，以及快乐这件小事。

以下是倪夏莲的讲述。

文 |林秋铭

编辑 |姚璐

图 |视觉中国（除特殊标注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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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完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，卢森堡的乒协找我开会，问我接下来什么计划。我说，就这样结束了，不打了。他们说不可以，不同意。事实上，2008年打完北京奥运会，我就想挂拍了。2010年他们又来找我，我说不打了。他们说今天不算，过几天又来了，我说不打了不打了。他们又说，今天不算，第二天又来了。

他们这么坚持的原因，是除了我以外，卢森堡再没有别的选手可以参加乒乓球单打。但是里约奥运会那年，我都53岁了，年龄摆在那里，我想我可能不合格了，也就不要再去努力了吧。我出国比赛不是为了代表外国队去打国际比赛，不是想要攀高峰，拿名次，甚至打败谁，我更不想碰到中国队。我只想在俱乐部里打。

已经参加过奥运会了，多一次、少一次无所谓。如果努力一点，可能也有入场的机会，但是我愿意花这个代价吗？我这把年纪了，有家有孩子的，我很犹豫。

我说，那让我考虑考虑，考虑了三个礼拜，想来想去，帮人家也是帮自己。再试一次吧，最后答应他们争取参加东京的奥运会。

我通过欧洲运动会拿了铜牌，同时得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。我特别高兴，我终于没有食言，能够入选奥运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当时也很激动，因为我是欧洲第一个拿到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入场券的人。

这次比赛没觉得吃力，只是无形之中感受到自己慢了下来。遗憾是第二局的时候，自己思想不够集中，有一些瞬间竟然走了神，几个机会没打到，有一个典型的近网球，是我最喜欢接的那种球，结果腿一软，没了，你说懊恼不懊恼。没能压制住她，让她发挥出来了。有点可惜，其实我如果再看好一两个球，我是很有机会的。如果输得惨一点，我也就死心了，哈哈。

我现在回想，前一段练得好像挺好的，怎么这回慢了呢，我17号到了东京，一直到25号比赛，这一个礼拜，我没有跑一次步，在房间里什么都没练，可能是歇过头了。这也许是我犯的一个错误，但是当时不知道呀。

这个年龄很麻烦的，练多了怕累了，歇了可能又歇久了，前几天练的肌肉都白练了。我没有掌握好这个尺寸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如果不磨炼的话，你就忘了或者退化了。

结束后，很多人来采访我，问得最多的问题是，你还会参加巴黎奥运会吗？这个真的是很难的，我已经58岁了，大家都在拼，别人比你年轻那么多，一天练10个小时。我一个礼拜都练不到那么多，他们还有没完没了的竞争，一轮又一轮的选拔赛，整天在磨啊磨啊，我们这边是兜啊兜啊、晃啊晃啊。

参加奥运很辛苦的，对我来讲，破纪录什么都不重要。我不能受伤，我不能生病，但是老天爷不会听我的，它要生病还是生病，伤了还是伤了。我要尊重实际，我也有赛场以外的现实要去面对。

2015年，52岁的倪夏莲参加苏州世乒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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乒乓球进入我的生命是在1970年，那年，我进入上海市控江二村小学。

以前我们住的公房，隔壁邻居有人打乒乓球，我老想去打，但就是轮不到我。我好向往去打乒乓球。乒乓球那么好玩的，小球动来动去，好有趣。上小学以后，我们学校有校队。老师到教室里来选人，像是面试一样，就手指着，指着你，你，你，OK，集中在一起大概三四十个人，每个人带个小凳子到乒乓球馆打擂台赛。赢的就一直打，输的就坐着。我当时七八岁，瘦了吧唧的，也不懂什么技术，也不懂正侧攻守、扣杀、弧圈，没有的呀，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只知道我要赢你，我要让你接不到这个球。那天我一直赢，小凳子也不用坐。那次比赛以后，我就进入了校队。高年级的同学就陪我们小孩练，我在水泥地上把乒乓球打起来了。

入选了校队以后我才告诉爸爸妈妈，我想打乒乓。我爸爸说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就得要踏踏实实学好本事。爸爸给了我很多自信，他总觉得我很行。

那时候，家隔壁的公司里面有一个电视机，正好在转播1973年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。我看完那场比赛觉得，哇，冠军好威风，获得冠军的人简直像英雄一样。

我代表学校去参加区里面的比赛，或者街道比赛，我都是主力队员，我这辈子就是在压力下长大，我输了我们队就输了，所以压力好大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我回来再晚，开门进去，爸爸总是第一句，赢了没，我说赢了，好，他就睡觉了，安稳了。如果输了的话，他就要问我，怎么输的呀，他一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心里也难受。

有一次我们队去上海青少年宫比赛，我爸爸一般很少跟着我去参加比赛，那天他去看了。我当时大概只有1米4吧，对手大概1米6，年龄也比我大两岁，我最后打败了她，我爸爸看了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看到他那么激动，我也特别激动。看到他从内心发出来的笑，那种满意和骄傲啊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捏着我的小手捏得更紧了，走起路来更轻松，我是牵着爸爸的手蹦蹦跳跳出去的。我从小就很要强，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对我的期望，不想让他失望。

离开小学，进入江湾体校的时候，教练不要我，我跟教练说我会很努力的，哭着求他让我打球。他说不行，你就是不行，你个子太矮了，没用。我跟他说，我还没长大呢。他说，你爸爸妈妈都矮，你长不高的。

当时正好有一个新教练，想在上海再看一圈，再选两个队员。他就组织了一个集训，选择了1963年、1964年出生的10个队员，第一天就打大循环比赛，我打第一。集训十天后，最后一天我们打大循环，我还打第一，我就这么入选了。我都是打进去的，上帝从来没有给过我礼物，什么都没有的，生活里的每一步都是硬的，我只能硬碰硬。

体校的文化课上，老师说写一篇文章，你想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就写，我的理想是要打世界冠军。是很诚实的想法，就写出来了。老师觉得写得很好，在校园的喇叭里读了出来。周围人都笑我，觉得你是不是太不现实了，你有没有搞错啊。好像一个笑话。后来我也有点后怕了，怎么没有人这么写的，理想当然可以是远大的目标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呢。

我12岁进入体校，已经是晚了两年，进去以后，里边全是高手。我那时候结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看见她那么优秀，希望能够像她一样，所以一直默默地努力着。我们晚上没事做，好动，八九点又饿了，就从食堂带一两个馒头回来，两个女孩在床上分着馒头泡水吃。那真的是一段很开心的时光。

过了不久，我在小队员里边就打得不错了，后来又把比我年龄大的人都打掉了。1978年土耳其举办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，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，全国选3个15岁到18岁的中学生参加。我被选中了。

在土耳其，我们拿下了女团冠军、双打冠军。

1983年，世界冠军倪夏莲与乒乓球前辈孙梅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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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苦，受着伤，掉着眼泪长大的。身体上的苦根本不算什么，最苦的，是精神上的。

1979年我被选入国家队后，坐了三年的冷板凳，始终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。那三年我没有怨言，更多的是恐惧，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？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打打的呀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呀。那种小时候爱打乒乓球的快乐没有了，变了。到国家队最初的三年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后悔走了乒乓球这条路。但是再想一想，我没有退路，不可能再去回到中学去读高中了，我只有往前冲。国家队的竞争就是那么激烈和残酷，我想我不够好，我要加倍地努力。

每次捡球，我都是小跑着去捡。人家练五个小时，我得练八个小时。我轮到没厕所的房间，就忍着。每天上厕所要跑到别人的房间里去，甚至是半夜，很不方便，又怕怕的。我现在住的房子里有五个厕所，造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其实只有四口人，我妈妈说，你们全家拉肚子都不需要五个厕所啊。我就是老担心没厕所，找不到厕所着急，有时候做梦，还是在找厕所。

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机会，但是也没有把我开回到上海队去。等我离开队很多年后，教练才跟我说，你知道吗夏莲，国家队一直没有把你退回去，因为你太刻苦了，你捡球都是在小跑步，打扫卫生全部都是第一名，上文化课又是优秀的，我们不忍心开除你，而你又那么热爱乒乓。

我在1982年2月份咬牙改打长胶，等到那年的10月份，拿了全国第二。国家队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人。第二年，我终于可以参加世界级的比赛，那就是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

我记得当时1983年有一本杂志，每个人都有一张照片，我的照片下面的文字是，中国队的「黑马选手」，我是中国的秘密武器，他们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。我们为那届世乒赛备战的时候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采访我的问题是，你胆怯了怎么办？

第一场第一局球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郑敏之看到我的情形不对，狠狠地训了我一顿。突然间我被她训醒了，开窍了，从第二局开始，我整个就换了一个人。后来在混双比赛中，我与郭跃华合作，以3:2的成绩拿下了冠军。

因为我当年不是种子选手，所以在单打比赛里遇到了很多种子选手，譬如韩国的削球手安海淑，欧洲冠军弗里赛可普，给中国队扫平了一些障碍，啃掉了一些硬骨头。

我在世界锦标赛的成绩特别好，打完比赛，一直到1985年，国家队的三个重点，就是戴丽丽、耿丽娟和我。结果在1985年，队里开始闹风波。因为那场风波，最后我没有入选第38届世乒赛的团体赛，知道结果的我一直哭，在黑漆漆的操场上走，又不能用手抹。我想我才22岁呀，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所有的委屈还是忍着下去，咽下去。

我选择在1986年离开国家队，觉得自己应该走下一段的人生路程了。

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，我思考了一个多月，非常非常纠结，因为真的不舍得。乒乓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了，少了这个球，好像你人生失去了什么。

我当时已经是国家队第二老的队员了。我想，我都比他们大那么多，他们也可以拿冠军，那我就不必要去占他们的位置。

再多拿一个冠军，对我来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当时我的愿望是要去读书。那时上海交大的老师特意跑到国家队来请我，让我很感动，所以我选择到交大。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那是非常好的选择，我赢得了很多时间，去学人生中别的更重要的东西。

离开以前，我去领导和教练家里，跟他们一一告别。他们全部都挽留我，保证我下一届世界比赛的位置。过去，外界传我离开的原因是其他队员上来了，我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，这个是他们的猜测，这不是事实。领导都给我这么保证了，我并不担心我的位置，那对我来讲，能够参加下一届世乒赛，也是很大的诱惑。

但是有的时候人就得当断即断。我决定还是要走，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，我哭得讲不出话来。大家都说你那么好，你那么优秀，你为什么要走呢？有那么几秒钟我想反悔，我不走了，但是我很要面子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要走。我自己想想都奇怪，我怎么是一个这么坚决、这么果断的一个人呢。

十年后，接受广东电视台采访的时候，讲到离开的那段时间，我当时哭得很伤心，百感交集。

即使去读书，我还经常做和乒乓球有关的梦，没那么快释然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消化。最痛苦的时候，做梦梦见我还在队里，还在训练，还在比赛，但是醒来我已经不在了。

1995年，倪夏莲在第43届世乒赛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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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后期，我周围退役的运动员们接二连三地出国了。我实在不想放弃我的乒乓球，离开上海交大后，我和德国的一家俱乐部签了合同，1989年夏天，也踏上了去德国的飞机。

很巧的是，第37届的世乒赛也是奠定我来卢森堡的一个因素。我跟欧洲冠军打比赛的时候，卢森堡国家队的教练看见了那场球，他知道我去了德国后，就想办法把我弄过来。最初他们没有办法养活我，就找到一个俱乐部，聘请我当教练兼运动员，我提出来的条件，他们都答应。俱乐部就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，市长就是俱乐部的主席，他真的像是慈父一样，来的第一天，他亲自到海关来接我，张开双臂，拥抱了我。我感到很神奇，乒乓球曾经给我带来了痛苦，也给了我很多幸福和希望。

我刚来的时候，这里根本就没有职业运动员，什么条件也没有，后来慢慢才有了职业化的系统。我现在的搭档，是因为她对乒乓球有特别的感情，所以参加了职业培训，但是几年以后，她也要回到学校去读书、找工作。在卢森堡打职业乒乓球，根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谁愿意做这个事情啊。如果正常读书、大学毕业，找一份老师的职业，比这个工资多几倍，还愿意打球吗？

除了我的搭档，和我们一起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两个队员都是老师，平时上班，业余时间过来练练球，有世界比赛，和学校请几天假就去了，顺手参加个世界锦标赛。这跟体制有关系，卢森堡人热爱体育活动，但并不重视体育赛事，也没多少经费，算是有个乒协，乒协主席都是兼职的，不拿一分钱的，他自己本职是个老师。

在这里，你得自己负责自己，他们没有什么要为国争光这种教育，他们认为，我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在国内，我要感谢教练的培育之恩，这里没有的。他们的队员和我说，教练是工作，他拿工资，他应该教你的呀。教练和队员非常平等，尊重彼此。

1991年，当时我也28岁了，我和卢森堡的国家队教练说，我想要生个孩子，我以为他们不要我打了，哪想到他们来了句，生了孩子会打得更好。是不是很好笑？这跟我们从小接受的理念完全不同。

生完孩子他们还是要我打的，于是又继续签了下去，一直到现在。当然合同也有了变化，以前是靠打球吃饭，所以我必须赢。现在我已经不是靠打球吃饭，我有自己的旅馆和公司，有另外的收入，所以我爱打就打，这种感觉很好，不靠乒乓球吃饭了，没压力，我又找回了那种打球的快乐。

有一年，卢森堡国家队换了新球。只有一百个球，我们教练和我说，夏莲，这些新球，你先拿去，带回家，在家里就可以练。我心想，整个国家队只有一百个球，我当然不能全部拿走。我就拿了十个球。

虽然我没有奋斗目标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奥运会也不是我的计划。我的目标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多赢一分。如果我不继续打的话，我们这个队就不是欧洲的甲级队，会降为三级队。我和年轻队员说，你们要冲啊，冲到第一线去，结果一直冲不上去，第一线还是没人。我不是想占年轻队员的位置，而是他们需要我在这里树立一个榜样，我像他们的妈妈一样，有一个灯塔的作用。

他们哄着我，什么都让着我。我偶尔去队里练球，他们知道我喜欢哪个球台，都让出来给我。想要跟谁练，我可以自己挑的。快30年来，他们一次都没有拒绝过我。在我生活的城市，很多人认得我。我到商店里去，老板不要我花钱。有的人在路上会问候你，看见我车子过去了，停下来等我，见我一面。大家都特别高兴，哎呦，就问寒问暖的。

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很多爱的力量，真的很充实，很有安全感。

我从小在压力下长大，不是我必须赢，是我「应该」赢。后来到了国外，我脑子里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赢，赢不到我就有罪恶感，心里很不踏实。从很不踏实到慢慢踏实下来、享受它，是我现在的爱人Tommy给我的帮助。

1994年到1996年，Tommy是我们国家队的教练，他很有耐心，也非常善良，给了我很多空间。这些正是我所缺少的呀。我以前输了，觉得什么都不好了，但是他看问题不是这样的，你尽力了就好了。

我们会从技术上具体地分析某一场球输在哪儿、赢在哪儿，他会安慰我，你这样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棒了。他总是和我说，夏莲，你是世界上唯一的。他可以找到方法，找到他的词，让你觉得他是真诚的。我们常常这样聊着聊着，球就进到梦里了。我梦见自己在打球，醒来他就笑着问我，今天打了吗？

我爱人说，我们现在一起赢当然更好，但是也要准备一起输。一起输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去度假了。愁眉苦脸是一天，开开心心也是一天，永远不要愁眉苦脸地赢球。

1996年，Tommy带我去参加美国公开赛，那次输了球了，我们就去开水上摩托，多飒，太浪漫了，多开心啊。我好知足，我这辈子过成两辈子了。

2015年苏州世乒赛，倪夏莲失利后与爱人牵手退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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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外的生活稳定下来后，我有了一个决定，我想邀请马金豹指导出来看看。在国家队的时候，马金豹指导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，为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他几十年没出国了，从国家队退下来以后，就没出来过。以前出国都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出国真是走马观花，所以我心想，我现在有了集训的经费，可以邀请他出来走走。

我跟他说，你可以做我的教练，帮我练练球怎么样？他开始还很紧张，他怕帮不了我。我跟他说，你可以帮到我。我想让他心里舒服一些。2017年的时候，他想想，还是来了。

他那些天住在我家。我说，我们就在家里训练，什么地方也不去。我爱人在楼上忙他的事，我们在楼下练球，训练完了以后，我们三个加起来两百岁的人，出去兜一兜（风），吃一吃，看一看，很自由，不需要到国家队去。这个画面非常奇特，马指导傻掉了，哪有这样训练的。

帮我来训练的时候，马指导77岁，我们两个人最多一天练两个小时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高龄。我们聊球，看比赛，我们还聊过去，轻松快乐地聊起以前的事情。

小时候我们很恐惧教练的，现在都可以说了，大家都长大了。哦，不是长大了，是长老了，哈哈。

后来又一次，2019年，我请他去了瑞典，马指导那天生日，我带他去了我们共同战斗的地方，是我们曾经在哥德堡世界比赛的场馆。我们在那里照了相，马指导好感慨，他说，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一天。多年后再见面，我们达成了很多理解。

倪夏莲和马金豹在哥德堡合影 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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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3月份、4月份的时候，我都没练球，不知道这奥运会还开不开。

没有练球，我突然间放松了。打电话，聊天，看手机，听新闻，做蛋糕，做好玩的事情，生活好丰富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很多以前不敢学的东西，都去学。小小的时候，我多喜欢打羽毛球，但是不可以打，因为担心影响动作的定型。在国家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资格去玩旱冰，万一受伤了怎么办。现在的我可以自由地去试了。

今年最忙的是种小苗，拿菜籽放在那个花盆里边，每天浇水，试试看行不行，嘿，结果它们还真长出来了！每天我都去看看它们，看它们活了没有，它们也是生命呀！

我家前面是玫瑰园，玫瑰花特别多，我给它们杀虫、浇水，我很喜欢搞得干干净净的，漂漂亮亮的，自己看着高兴。我家里也像开花店一样，花开了我也不用剪它们，就放在那里看看，谢了再剪掉。这种花开完了，你重新去买一些新的花种，再给它弄进去，每个季节的花是不一样的。花可以一拨又一拨地开。

后面花园我用来种菜，像花果山，我的樱桃树、桃花、苹果，都长得特别好的。小的西红柿、黄瓜、南瓜，没有农药，直接摘下来吃，不用煮的。还有韭菜，我种了十几年了，草莓、蓝莓、桑葚，红红紫紫的。

倪夏莲的花园 受访者供图

这次奥运会前，我有一年多没比赛，只是跑健身房，保持自己的体力。我爱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肌肉丢了就回不来了啊。这句话份量很重，激到我了。

我心想，对的对的，所以我就保持一下体力，一个礼拜最多两次三次去跑跑步，每天我只练两个小时。练完两个小时，在健身房再练一练，练练哑铃这些器械，腿部力量。锻炼的同时不要把自己弄伤了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我很当心的。

这些年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也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发生的。以前我没有认识到我的年龄，有一回，俱乐部出去比赛，我们需要坐车到斯德哥尔摩，大概有四百公里的路程。他们让我坐前面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想我个子小，他们人高马大的，我就坐后面吧。我的腿是弯着的，没想到这一弯弯出问题来了，坐久了我的膝关节出问题了，积水，发炎。

两三年以前，我站在球台上，突然觉得自己怎么矮了呢，本来能够照顾的范围就小，现在又矮了一点，又要辛苦一点。这是跟自己的身体妥协或者对抗的一个过程，不得不接受它。只能尽量安排得好一点，保持健康，不要留下遗憾。

那次我参加里约奥运会时，跟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一起聊天。我说我没有让自己受过伤，他很惊讶。竞技运动员很难避免受伤。一方面，是因为我的动作比较合理，从小学的本事，比较正规；另一方面，我训练不是很多，累了就歇。

一个人到了极限以后，以前说要坚持，说这个是拼搏精神，要吃得起苦。现在我早就把这个想法换掉了，休息是保护自己，是对自己负责任。我生病了，我就负不起一个女儿、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了。

我睡眠质量不太好，这是以前落下的毛病。我的儿子是1992年出生的，那时我爱人要上班，我又要打球，又要照顾他。晚上八点我练球回来以后马上就把他弄得睡着，我还要吃点东西，晚上再去教球。他总是觉得妈妈不在，不安定，半夜老要哭，所以我睡不了安宁的觉，不懂得怎么带孩子。

原来我的父母还有哥哥姐姐们都在上海。慢慢地，家人们像一大串螃蟹一样，一个一个移到了卢森堡，有了家的感觉。我的妈妈90多岁，上帝保佑，她还不糊涂，只是身体比较弱一点，有时候洗澡要我帮忙，洗完澡剪剪指甲。我要做饭，做家务，照顾好家人的饮食起居。

我也是幸运的，这种模式几乎不可复制。上了年纪的人，不论是在海外兵团，还是在国内，条件都没我这么好，没有人为他们聘用私人教练，没有人提供这些球台、按摩椅，很多人得不到这些条件。所以我经常说，我是被爱推动着去打乒乓球的。

职业球员可以把百分之一百的精力全部投入在乒乓球里边，我不行的，各种各样的责任把我的精力已经拉掉很多。我只能尽量平衡，数量不够，靠质量去提高，效率要高。把百分之五十的精力放在乒乓球上，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的时间，我要处理繁琐的生活。

我面临的是两头的选择，一头是练过了受伤，还有一头练得不够，就输球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尽量选择中间，但是中间在哪里，我自己都把握不了，如果一定要选，哈哈，我还是选输球那头吧。

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永远完美的，很多事情你这么看是好的，这么看是坏的，但不会全部都是坏的。所以不要太纠结，毕竟，输了球还可以去开摩托艇嘛。

倪夏莲和她领养的猫狗 受访者供图